教练汪成荣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。2011年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.91万元。得知消息后，汪成荣所在单位、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要求汪把奖金上交组织，汪不同意。而后，单位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，体工队大队长杨海宁称，再不交钱组织还有其他手段。（3月1日《新京报》）
这些年，发生在中国体育上的奖金门事件已经有很多起。正被青海体工一大队要求上缴奖金的汪成荣，他的妻子、中国女子长跑名将孙英杰，7年前就因向教练王德显讨要奖金一事而轰动体坛。一个小家庭就两次面临奖金门，足见在中国竞技体育里，奖金是一个多么诱人又多么惹祸的东西，其备受关注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象征荣誉的金牌本身。诚然，身处经济社会，围绕奖金争夺屡出新闻并不稀奇；但是，将之放到举国体制的维度上考量，未必就不是体育精神变味的某种象征。
在这起个案里，大多数公众都选择站在教练汪成荣一边。的确，本身就是奖励给教练员的奖金，奖金也是直接打到个人账户，作为借调单位的体工大队并没有任何付出，凭什么要站出来分一杯羹？“你以为这是一个人的事？多少人为你服务呢？原单位不派你出去，派个阿猫阿狗出去也一样的。”体工大队以这样的理由要求获奖教练将奖金上缴，首先是对教练员付出的否认，甚至是一种侮辱。如果真是“派个阿猫阿狗出去也一样”，体工队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，反正阿猫阿狗皆可。
再者，这更是一种利益均沾的大锅饭思维。这和屠呦呦获国际大奖之后，那么多人站出来说是集体功劳，不应该只计到个人头上，背后的逻辑完全一样。数十年集体主义至上的熏陶，人们还不愿意承认和突出个人价值；尤其是所谓领导，让他一个人代表全单位获奖可以，如果是下属反而成了主角，自己却什么好处都捞不到，那肯定是要跳起来的。这起奖金争夺门本质上就是这种情况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汪成荣本身就是该体工队的最高领导，情况必然完全不同，即便他只是挂名拿奖，也不会有人要求平均分配。
官僚体制弊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，用这样的官僚制度来发展体育，尽管金牌榜上可能很光鲜，实则必定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一切朝着金牌看的举国体制，不仅严重浪费纳税人的金钱，豢养一大批体育官僚组织，而且也桎梏着运动员的自由潜力和商业钱途，更让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完全脱节。这些年，人们一直在喊要从抱残守缺的行政化官僚化举国体制中走出来，让更多的李娜们摆脱桎梏从容迈向世界职业体育的赛场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
比如说，在名副其实的第一体育强国，美国纳税人竟然不用为体育掏一分钱，因为体育是赚钱的而不是花钱的，美国甚至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体育部门，它的全部体育基础都在社区。美国奥委会是一个充满商业色彩的民间组织，政府对于美国奥委会的资金投入始终为零。因此，美国奥委会对金牌运动员的奖励很少，运动员的主要收入来源都是依靠商业开发；我们的运动员则不同，他们最可观的收入就是拿到金牌后从上到下各级政府的奖励。
回到这起奖金门事件的源头，我们还应该问一句：为何中残联要拿出百万巨款来奖励教练？每届残奥会，中残联的奖金支出会有多少？在中残联“代表、服务、管理”的三项职能中有这一项吗？为什么不将这些钱更多投入残疾人服务事业，却用来追求虚妄的残奥会金牌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