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比1的“良心溃败”刺痛了整个社会。佛山女童小悦悦被汽车两次碾压，18个路人“见死不救”，第19个路人救起了她。之前媒体已对“冷漠者”做了严厉谴责，接下来的追问是：如何看待此事中的冷漠，又如何杜绝悲剧的重演?
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不冷漠，积极帮助他人呢?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做过“善良的撒马利亚人”试验。(典故源自《圣经》：有犹太人受重伤，躺在路边，但本应为人楷模的祭司路过时却不闻不问，而一个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撒玛利亚人却救了他。)
这个试验中的测试对象是神学院学生，组织者要求测试对象到另一处地方布道，暗示这对其前途影响重大;路上有人故意躺倒等待救助。结果显示：假如时间紧迫，90%的学生会装作没看见，甚至故意绕开，哪怕他们即将布道的内容是关于“乐于助人”的;而如果时间充裕，大多数学生会停下来救人。这个试验告诉我们：一个人是否会伸出援手，不仅仅在于熟稔道德教条，还在于是否有适合行善的环境。
再回到佛山碾童案，媒体追踪到了“冷漠者”中的一些人。有人坚称没看到女孩;也有女老板表示自己刚从幼儿园接回女儿，看到血很害怕，在询问了旁边店铺员工，没有得到回答之后，就牵着女儿离开了……就个案来说，五金城中特殊的治安环境、人际环境;当时的大雨，路灯没有开启，光线昏暗等因素，与18人见死不救的相关性，值得警方、社会学家仔细研究，并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。
从宏观上说，对碾童案的反思，不应止于道德批判，而是应思考如何营造出适合行善、促进公民抛弃冷漠的社会环境。一个温暖的、切实可行的、有明确预期的社会环境，比空洞的道德教化更有作用。
18 名路人，并非良心丧尽，有人甚至内疚到整晚睡不着;可能平时他们还算是好丈夫、好邻居。那位领着女儿离开现场的女老板称“如果当时旁边有人一起救，我一定会救”。事后，一些热心人士也看望了小悦悦，并为其捐款。可见，善并未远遁，可能与小悦悦就是一个手臂的距离。我们需要的是一双大手推动人们向善;其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路人。
有时良知会失败，原因在于有太多社会经验，让人们“直觉”到风险所在：当公民因为救人，而惹上麻烦，比如被诬为肇事者;或因为救助不当，扩大了损害;或救助时自己受到伤害，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否提供便捷、全面、人性的保障机制，替救人者分担，乃至承担起全部责任?
现行的“见义勇为”奖励制度，的确避免了很多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，但其认定范围、便捷性、奖励标准等，往往难孚众望，让很多人认同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古训。再比如，当彭宇式的救人被诬案发生之后，救人者往往要一个人承担所有法律风险，包括搜集证据、请律师、参加诉讼……如果法院能公正审判，杜绝对善行的 “有罪推定”;再加上公益组织、律师主动、及时地提供法律服务，让他感受到整个社会对其救人行为的支持，让善良不再感到孤独，那么公众就会对救人有明确的预期，不再惴惴于潜在、不可测的风险，更多的人会挺身而出。
这背后是法律明确责任、政府的积极保障、发达的民间组织、舆论的坚定支持，甚至小到老板对你因为助人迟到的小小宽容……这一切可以让公民安心救助，不再选择冷漠。
我们不能要求人人是天使，但我们却可以慢慢创造出天堂——让公民敢于救人;让良心不再挣扎;让善心不再孤独。光明网站制作
